目前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势头并存，外贸形势不容乐观。然而一些贸易摩擦并不能阻挡全球化的总体步伐。
在外贸领域，中国的中小企业面临着参与国际贸易的“范式转换”，它们面对着三种外贸模式选择：传统外贸，即“外贸1.0”，主要利用传统线下外贸；旧式的外贸电商平台模式，即“外贸2.0”，利用线上供求信息平台，未利用大数据支持；新式的外贸电商平台模式，即“外贸3.0”，或称为“新外贸”，利用线上供求信息平台，同时利用大数据支持，营造全球贸易大生态。
2016年杭州G20峰会前夕，“二十国集团工商界活动”（B20）发布了《B20政策建议报告》，其中建议之一是，G20建立促进跨境电商领域公私对话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eWTP最早由马云在同年3月博鳌论坛上提出。特朗普与马云见面时曾重点交谈了如何帮助美国中小企业以及美国农民，通过阿里巴巴的平台触达中国以及更多国家的市场和消费者。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大量中小企业正在选择拥抱新经济、新机遇与新外贸。
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2016年几乎是全球外贸最糟糕的一年。有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10月全球贸易总量较前一月下降了1.1%，9月的数据也由此前的下降0.4%修正为下降0.5%。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2016年的全球贸易增速预计为1.7%，为近七年来最缓慢增长。
中国也同样无法保持一枝独秀。据海关统计，2016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33万亿元，比2015年下降0.9%。其中，出口13.84万亿元，下降2%；进口10.49万亿元，增长0.6%；贸易顺差3.35万亿元，收窄9.1%。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给中国的未来外贸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他在一次竞选演讲中曾经表示，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他也曾经提出，要把美国当前高达35%的企业所得税下调到15%，同时要惩罚那些向海外转移就业机会的美国公司。由于美国政府对企业只征收企业所得税，这意味着美国企业只要亏损就不需要纳税。而中国企业即便亏损还要缴纳大量的税费。美国由此会成为一个适合于投资或者“再制造业化”的低税模式国家，这将由此引发一场全球的税收革命。
对于中国外贸企业来说，这也将带来巨大的变数。美国走向低税模式，应该说基本上已经是个定数。面对美国的税改动向，中国政府应该积极考虑如何转向低税模式，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全球税收革命。
全球化与新经济带来新机遇
中美两国目前引领着新经济，同时也引领全球化。在诸多互联网公司当中，虽然美国苹果、谷歌和脸书等公司仍然是全球领导者，但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如百度、阿里与腾讯（即“BAT”），已经在一些领域实现全球领先。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中美也引领全球，阿里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在全国的扩展势不可挡，而余额宝的横空出世之年2013年被业界称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元年。
无论中美之间存在哪些对话和政策障碍、意气之争甚至制度竞争，均阻挡不了全球化。而且，像税制竞争这样的制度竞争，最终仍会成为重要的全球化推手。
在外贸领域，中国的中小企业在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并存的格局中既面临着挑战，也面临着较大的机遇：
一是中国存在着“巨国效应”。中国的13多亿人口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述，分工受市场范围的影响。中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近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成为一大全球制造业中心，形成了巨量的工程人员、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中国目前也是每年全球专利数量全球第一的国家。中国的企业很容易在选择内贸和外贸上做出平衡，更容易兼顾两者，更容易利用国内的分工服务于国际市场。
二是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中国外贸依存度高，但没有看到中国外贸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即其集中度低，平均贸易距离远。在全球主要贸易国中，和中国一样具有该项特征的基本上是美国、印度、日本这样的净进口国。出口贸易集中度低，体现为商品较分散地出口到各个国家而并非集中到某几个国家，说明中国外贸总体性风险低而腾挪空间大，虽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外贸额下降，但是与西亚、东盟、非洲和南美的贸易空间在扩大。
三是从外贸主体的结构上来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外贸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意味着外贸企业的总体活力越来越大。2015年民营经济的出口额超过了国内外企，占比为45.2%，成为外贸份额最大的主体。而国有外贸企业或者仍然握有垄断资源，或者着力于进口高精尖，外贸占比逐年下降。外资出口企业大多以加工贸易为主，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这部分贸易份额的下降是利大于弊的。此外，按照“新新贸易理论”，高生产率的企业更能够得到足够利润，更能负担出口所需要的高额固定成本，从事外贸的企业在效率和盈利能力上普遍高于内贸企业。那么，民营经济作为外贸主体就会在创新意识、盈利能力和商业能力上提高中国外贸的层次。
四是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外贸企业的出口。国内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基本上一致，加上美元的相对走强，出口企业将更有价格竞争力。
五是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技术重塑全球商业形态，中美两国在利用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移动互联技术与中国外贸的结合足以抵消全球经济不振带来的不利影响。
新外贸模式PK旧外贸模式
尽管中国外贸集中度低，平均贸易距离远，外贸企业腾挪空间大，但是，借助传统外贸模式（外贸1.0）是难以充分利用这一机遇。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工业时代，是大公司从事跨国贸易，并利用集装箱等大物流完成货物的交接。传统外贸模式利用上述机遇的制度交易成本太高，它们包括：搜寻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的成本（搜寻成本），取得交易对象信息与和交易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所需的成本（信息成本），针对契约、价格、品质讨价还价的成本（议价成本），进行相关决策与签订契约所需的内部成本（决策成本），以及监督交易进行的成本（监督成本）。
目前数家外贸电商平台正在引领“互联网+外贸”，它们包括中国制造网、环球资源和阿里巴巴国际站等等。它们所面对的机会和挑战各不一样。这些外贸电商平台实际上意味着工商界企业家自身自组织推进全球化。这种全球化几乎看不到尽头，总体上应该风光无限。这些外贸电商平台都是创新型的外贸商业模式，平台公司建立和维护跨境互联网平台，将其作为外贸交易的媒介，以扁平化方式对接供需双方的供求信息，匹配双方的供求。
这些跨境贸易电商平台正在深刻地重塑中国的对外贸易领域。20世纪末期，外贸商电子商务平台才在中国起步，最早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更接近于“外贸企业黄页”，为中小出口企业提供信息展示和基本的交易咨询服务。随后，跨境电商的业态开始丰富起来，从最早的生产和批发端（B2B）扩展到零售端（B2C、C2C），从基本的信息咨询平台扩展为线上交易平台，从为国内出口企业服务扩展到为全球进出口商服务。
在中国国内跨境电商平台当中，日益发挥引领作用的是阿里巴巴国际站。国内的消费者往往只知道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却不知道阿里巴巴国际站，阿里巴巴国际站作为外贸商B2B平台被阿里人定位为网上丝绸之路。
中国贸易的平均贸易距离远，仅仅略次于美国的贸易距离，这说明中国外贸频率高，凝结在长距离外贸当中的交易成本也高，而新经济正好能够大幅度缩减交易费用。但是，旧式跨境电商模式（外贸2.0）作为普通的“互联网+外贸”模式，主要依托把线下搜索扩展到线上平台，不沉淀交易数据，不利用大数据匹配供求，也不足以充分利用上述机遇。
外贸模式之间的竞争是严酷的。传统外贸模式和旧式跨境电商模式作为“外贸1.0”和“外贸2.0”，为中国的外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已经成为“旧外贸”，不足以应对和利用新的挑战、新的机遇。
阿里巴巴外贸电商平台有别于其它现有跨境电商平台，被称为“新外贸”或“外贸3.0”。阿里巴巴外贸电商平台致力于打造基于全球贸易大数据、云服务和大生态的电商平台，引入“一达通”进出口流程外包服务平台，以提供一站式的通关、结汇、退税、物流、金融等外贸交易中所需的进出口环节服务,满足进出口企业的外贸服务需求。
阿里巴巴国际站利用“一达通”提供一站式进出口环节服务；借助“一达通”来沉淀出口订单交易数据，形成大数据，提升供求双方信用额度，利用大数据促成外贸供求的匹配，反哺供应商得到更多信任和更多订单；“一达通”利用“一拍档”等组织创新来营造服务于加入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中小外贸企业的“生态圈”。
“一拍档”是“一达通”创建的新型外贸服务合作伙伴模式。“一达通”作为阿里巴巴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引入各类本地化外贸服务企业（如货代、进出口代理、报关行、财税公司等）成为“一达通”紧密的合作伙伴，形成中小外贸企业服务的“生态圈”，为中小外贸企业提供完整的本地化、个性化的低成本出口流程综合服务，降低企业人力和资金成本，打造一站式整体服务和解决方案。
同时，利用阿里“信保”即信用担保交易服务，保障货款得到及时支付或者赔付。阿里“信保”是阿里巴巴向用户（包含买家与卖家）开放的基于商业信用基础上的特色交易方式，用户可通过开通相应授信方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信任付”、“诚e赊”等）而进行信用担保交易。在交易过程中，买家可使用通过接受担保交易服务而获得的信用额度先行支付，授信方或授信方所引入的合作伙伴将根据服务约定的条件，对买家的应付款义务履行提供保障，并在买家到期未履行其应付款义务时直接向卖家执行赔付，以保障卖家如期收到货款。
正是在全国各地出现了类似阿里巴巴国际站这样的诸多平台，尽管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近年来有所下降，但跨境电商的进出口总额却逆流而上，一直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在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59万亿元中，跨境电商的贸易规模占比为19.5%，达4.8万亿元，其中B2B业务占跨境电商总额的84.3%。
新外贸的优势
阿里巴巴国际站的目标定位是打造全球贸易大生态。而马云提出打造“eWTP”，即作为公私对话的电子世界贸易平台，无疑使得其旗下的新外贸如虎添翼。新外贸可以将中国外贸所面临的机遇和优势发挥到极致。
一是参与者可以高度全球化、多元化、分散化、中小型化。新外贸跨境电商使得中小企业甚至个体参与到全球贸易的各个环节当中，全球化的红利扩大并下沉到了底层的全球消费者。传统外贸由于无法解决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而有着非常高的信息成本。这些成本里包括搜寻供需的成本、匹配供需的成本、协商成本、信用成本、通关成本和物流成本，新外贸以互联网技术比较根本性地解决信息问题，附着在信息不对称上的各种成本都会随之大大降低。由于互联网平台可以在交易的各个环节降低成本，提供专业化服务，供需双方的接洽成本几乎为零，这就使得外贸交易的广度和密度大大增加。同时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沉淀给交易各方的收益和利润额也在增加。
二是物流同样可以高度全球化、多元化、分散化、中小型化。在新外贸时代，中小企业利用小包裹和末端物流完成货物交接。网络平台作为交易平台，通过整合物流、通关和支付环节可以使得生产方较为专注的完成生产，将其他环节交给网络平台和相关支持商完成其他环节。与传统的外贸中间商分离生产、销售和交接环节不同，新外贸的网络平台可以集合众多小包裹和末端物流，克服最后一公里的物流瓶颈。
三是征信方式和融资方式发生颠覆性变化。新外贸模式对外贸征信和融资方式变革产生深刻的影响。信息和信用是贸易的核心，并在信息和信用的基础上衍生出金融业务。中国金融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征信系统的落后，在外贸领域更是如此。很多产品优质、渠道畅通的外贸企业由于不能得到金融服务而被迫破产或者转型。而在新外贸模式下，征信系统会以非常低成本形成，好的外贸企业将会得到更公平和廉价的金融服务，这对于中国整个外贸领域会有深刻的影响。
四是依托大数据、大生态、网络效应。新外贸模式下的信息沉淀连接着大数据。新外贸模式下的交易核心是交易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可以低成本地分散给各个交易主体，完成信息的公开化和对称化，而将这些交易信息整合为大数据则具有更高层次的应用价值。利用交易大数据不仅可以分析全球贸易的走势和方向，还可以更为精确的匹配供需双方的交易意向，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和过度消费不再存在。
在全球范围内看新外贸，互联网模式必然会带来全球贸易链条和贸易格局的转变。新外贸容易形成一种“网络效应”，从而增加用户受益。所谓“网络效应”，就是指参与网络的用户越多，用户的受益就越大，越会吸引新的用户，由此形成一种“正反馈效应”。
新外贸给中国中小外贸企业可带来的好处很多。在义乌，一位来自温州的女企业家不仅依托阿里巴巴国际站成功拓展了其外贸业务，而且还同时开办一个阿里巴巴国际站网商孵化中心，对每个被孵化企业掌握51%的股份，对这些企业的创办人进行培训，协助其建立阿里巴巴国际站，指导其开展线上外贸接单。借助这样的商业模式，该女企业家成为了“企业家中的企业家”，孵化了众多年轻一代的新外贸企业。
上述例子也说明，在新的商业形态和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的中小外贸企业应该积极拥抱新经济、新机遇和新外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