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经历了波折，最后总统的归属，只靠几万票就决定了。
这种神奇的逆转，今年已经出现太多次了。
当年初的疫情导致武汉市封闭时，一些国外主流媒体预测，国内的抗疫措施过于严格，将导致外国公司重新评估在中国建立供应链的决定，大量工厂将很快迁出中国。
今年夏天，当疫情在全球蔓延，武汉可以开始复苏之时，外国媒体上很多人仍在坚持重复几个月前的说法:中国严格的防疫措施会导致中国企业无法正常运营，中国供应链的可靠性受到质疑，大量工厂即将迁出中国。
今年秋天，当疫情在西方主要经济体卷土重来时，中国的供应链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支持生产和消费的关键支柱。中国9月份进出口同比增长13.2%和9.9%，主要增长力量是抗疫必需的医用材料、远程办公必需的电子设备和家装产品。
此时此刻，关于中国供应链不可靠的言论已经消失了。
中国第三季度GDP增速达到4.9%，主要得益于工业生产和外贸顺差。与中国通过严格的防疫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恢复生产不同，美国采取佛系防疫，主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需求，发放额外的失业保险和向企业提供财政补贴以稳定就业，甚至一次性直接向当地公民家庭支付现金。美国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总量已经超过一年GDP的十分之一了。
正是因为美国这一激进的“发钱”刺激的需求，美国居民收入在大规模封城的第二季度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居民收入的增加也支撑了美国居民消费的快速反弹。最近几个月，美国国内零售总额超过了2019年的同一水平。
但西方主流媒体年初预测的供应链转移并未实现，疫情和产能限制导致大部分欧美国家制造业恢复不成功，由此产生的需求缺口被中国迅速恢复的工业产能所弥补。
随着第二次疫情的到来，未来半年到一年，防疫政策造成的工业产能缺口将继续存在，中国外贸顺差大幅增加的局面将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继续存在。
然而，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背后有几个隐忧，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点:
一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始印刷钞票，采取债务货币化的措施。当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美国两党极有可能在2020年底或2021年初再通过一至两万亿财政刺激政策，资金来源是美联储的印钞机。
因此，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以换取美联储凭空印出的美元。过去，这些美元也可以用来购买沃尔沃这样的实体，或者进口芯片等高科技产品。但是现在很多企业都是成为了非卖品，高新技术产品的买卖也是严格限制的，用钱买不到好东西。然而，美国越来越频繁地利用其在美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对不符合自己意愿的其他国家实施金融制裁，这也让很多人对美元产生了怀疑。
二是担忧贸易伙伴对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反应。美国大选结果在疫情应对力度极弱的情况下如此接近，说明过去四年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在内的经济政策在美国其实有着相当高的民意基础。最近，欧洲政治在疫情面前也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在疫情严重的今天，各国的物质差距需要中国的生产能力来弥补，什么都好说。但是，疫情总会过去的。当其他国家复工全面恢复生产，面对整体产能过剩，反全球化保守政治倾向再次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极有可能在全球卷土重来。
针对第一个隐忧，有效的解决办法是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本文将着重说应对未来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中国在抗击疫情的同时，提出了建立内外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思路。虽然很多人一直在争论双循环中内循环的定义，但根据国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目前内循环的主要重点仍然是在供给方面，即帮助国内实体走出疫情的阴影，加快恢复工作和生产，建立独立完整的供应链体系。
此时的中国，对外贸易出口的大规模增长证明，通过供应方的内部流通来促进外部流通战略是有效的。当海外供应商受到疫情影响，无法按时、按量供货时，很多行业的国内产业链上下游就打通了，国内供应商每一个环节都能及时上来，保证了中国成为最稳定、最可靠的生产基地，原本发往其他国家的订单也转给了国内厂商。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大量印度纺织品订单被转移到国内制造商进行生产。
在高技术和先进制造领域，供应方内部流通政策将在未来继续。但是，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反全球化趋势，中国应做好对抗贸易保护主义的准备，继续推进互利共赢的全球化进程。
为了对抗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应该保持我们自己的对外开放。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将成为保持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基石。
最近，欧美上市公司在中国投资的财务报告显示，他们在国内市场的收入和利润大幅下降。然而，中国市场的强劲复苏导致其中国分支机构的业绩迅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它们在西方市场的损失。今年11月举行的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是中国主动承担维护全球化领导责任、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重要举措。要发展一个大的国内市场，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研究制定在双循环中促进内需的内循环政策。
自恢复工作和生产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仍然落后于生产投资的增长速度，直到8月份国内零售总额才开始超过2019年的同一水平。今年十一长假比以前多了一天，但是长假期间的旅游消费总量只有去年十一的70%。
人们不愿意花钱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很多行业员工的工资收入都受到了疫情的极大影响，尤其是餐饮等服务业，收入的减少导致了消费能力的降低。
只要看看今年最热门的网络流行概念，就可以发现，收入下降带来的经济困难确实是一个普遍问题，比如前两个月广泛讨论的被困在体制内的外卖骑手，以及这几天在网络上流行的“打工族”。连上海“名媛”的腰包都缩水了，只有拼出榜单，才能在朋友圈和小红书里创造更好的生活。
另一个是疫情的心理影响。当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时，大量收入稳定的人会选择多储蓄少消费；然而，相当一部分低收入群体不得不通过在线小额信贷平台借钱来满足日常支出，个人债务杠杆已经增加到信用额度，面临着不支付的困境。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重建个人储蓄安全网必然意味着暂时减少消费。人只有攒够了钱，心中有了一定的安全感，才会放开花钱。
如何刺激内需和消费不是新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一直在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长期有效的方法当然是通过经济快速增长增加居民收入，从而带动消费增长。短期内我们尝试了很多刺激国内消费的方式，比如08年后家电下乡，今年各地推出优惠券。
面对百年一遇的疫情导致的消费不振，恐怕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运用各种手段刺激消费，促进就业。在实施上述各种手段的同时，可以考虑进一步减免税费，为吸纳大量低收入群体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餐饮企业、生活服务企业减轻行政负担，让这些企业有更多的喘息空间。在防控疫情的同时，要组织和协助劳动力流动，使那些因外贸订单激增而劳动力短缺的地区得到快速补充。
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大国，都采取了给民发钱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稳定，增加居民收入。这种砸钱的政策媒体也讨论了很多年，但今年是第一次大规模应用。现在看扔钱的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大规模直接扔钱是有效的，但是效率低，成本高。
钱抛出后，美国的零售额数据确实开始超过2019年的水平，证明政府给的钱确实刺激了总需求。但是单纯扔钱的效率真的不高:
美国财政刺激法案花费了美国年度GDP的十分之一，但零售总额比2019年增长了不到2%。很多美国人在领取失业保险时，发现财政刺激后的失业保险甚至比上班时拿到的工资还要高。所以很多人选择复工不上班，以免失去参加失业保险的资格。
如果中国正在考虑类似的财政补贴政策，这种财政政策应该鼓励求职和就业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美国的所得税抵免补贴中低收入家庭。申请这项补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申请人必须工作并赚取劳动收入，不能在家躺在床上单纯吃福利。美国1.5亿纳税人中有近20%享受这种税收补贴。对于每一个低收入家庭，平均得到的补贴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12%。
今天，在疫情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无论是设计长期发展战略还是短期经济刺激计划，都需要关注中低收入群体，寻找增加其可支配收入的途径，从而在确保稳定的同时扩大内需，促进消费。
还有一种想法是不直接补贴居民收入，而是补贴居民社保账户，比如养老账户、医疗保障账户。这种财政补贴的效果是提高居民的信心和抵御未来风险的能力，让大家现在可以放心地多花一点钱。而且这些补贴不会一起直接进入当前的经济活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未来人口结构带来的通缩风险远大于通胀风险，财政对养老医疗账户的补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未来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通缩问题。
中国的这一系列善政，也是四两拨千斤的办法，不同时期适合做不同事情，审时度势，顺势而为。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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