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针对华为公司出台出口管制新规，修改了“直接产品原则”，升级了海外企业对华为的出口限制政策。虽然过去美国对应用美国相关技术和软件的海外生产产品向实体清单中企业的出口同样存在管制，但管制标准较为宽松，华为所需产品，特别是芯片等受影响不大。本次扩大标准后，海外生产产品对华为出口所受约束和美国国内企业大体趋同，因而预计负面影响较之此前要显著。
美国升级对华为限制政策的原因。这一政策早有传言，并且一度遭到美国政府的否决，然而最终成为事实，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可能也包括特朗普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其背后的原因：一是，特朗普出于竞选目的的政治诉求。他曾明确表示把华为视为重要的谈判筹码。二是，美国政界整体对中国的敌对态度随着新冠疫情发展有所加强，在经贸政策方面针对性地限制中国的大方向或将延续。
美国升级对华为限制政策导致美国相关公司股价出现短期调整。美国针对华为政策升级或将使华为上下游相关企业在营收层面受到一定负面影响。基于基本面预期和风险情绪的变化，部分相关企业股价出现了短期下跌。长期而言，美国歧视性政策释放“逆全球化”信号，或将影响全球产业链的深化发展，并对全球企业的战略乃至国家产业战略产生显著的影响。
一、美国升级对华为的出口限制政策
1、前情
2019年5月15日，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将华为及其非美国分支机构列入实体名单，原因是有合理的依据可以断定华为从事的活动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对外政策利益。美国企业向实体名单上的公司或个人出售或转让美国技术需要BIS颁发的许可证，如果出售或转让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利益造成损害，许可证可能会被拒绝。这一政策主要对美国国内企业向华为出口《出口管理条例》中所涉及产品造成了较大约束。
简而言之，《出口管理条例》（EAR）主要规定特定商品出口给特定国家或企业的可行性或需要的手续和相关许可情况。不在实体清单或特定国别范围内的企业购买EAR中涉及的产品不需要获得许可证，一旦进入实体清单，则需要经过BIS的审批方可对其出口。如果一种商品被新添加到EAR所涉及的商品清单中，则美国企业也需要获得BIS的许可证方可以对实体清单中的企业出口。
美方共颁发两种类型的许可证，一是临时通用许可证（TGL），允许美国企业在对华为及其68家非美国附属公司出口、再出口和国内交付中进行特定的、有限的商品交易，有效期为90天，到期后BIS可以决定延期与否，其中产品主要是与维持美国国内通信网络等正常运行所需的华为产品相关的部分。2020年5月15日，美国第六次宣布延长了临时通用许可证期限90天，但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说法，本次临时许可的延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延期，截止日期为8月13日，后续有可能直接取消或进行修改；二是特殊许可证，不在临时通用许可证范围中的、受《出口管理条例》EAR约束的物品的任何出口、再出口或国内交付都需要企业申请和获得BIS审查后授予的特殊许可证。
为什么针对华为设置许可证？事实上，美方也表述得非常清晰，临时通用许可证的目的是“给（美国）运营商提供时间做出其他安排，并使美国工业和安全局有空间为目前依赖华为设备提供关键服务的美国和外国电信供应商确定适当的长期措施”，即仍然是出于为本国企业考虑的目的。
美国未明确公布特定许可证的审批情况，但根据海外媒体的报道，美国直到2019年11月21日才开始审批特定许可证，企业共提交了约300个特定许可证的申请，其中约 25%获得了批准，25%遭到了拒绝，50%暂未处理。
2、突发
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针对华为公司出台出口管制新规。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宣称：“自2019年BIS将华为及其114家海外关联公司列入实体名单以来，出口美国产品的公司必须获得许可证。然而，华为继续使用美国软件和技术设计半导体产品，并通过使用美国设备的海外工厂进行生产，这破坏了国家安全和实体清单的对外政策目的。为此，BIS修改了其长期以来的海外生产的直接产品规则和实体名单，以严格和战略性地限制华为获得美国某些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相关直接产品”。
针对于此，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将采取措施使得海外生产的产品同样遵守美国的出口管理条例（EAR）：
第一，由华为及其在实体清单上的附属公司（如海思）制作的半导体设计，只要是某些美国商业限制清单（CCL）[1]中的软件和技术生产的直接产品，将受到管制；
第二，芯片等产品，如果是由华为及其在实体清单上的附属公司（如海思）提供的设计规格、并用美国商业限制清单（CCL）上的半导体生产设备在美国以外生产的直接产品等产品，在已知将再出口、从国外出口或交付（从国内）给华为或实体清单上的任何关联公司时，需要获得许可证。
BIS预留了120天的“预备期”。美方提到，为防止对已于2020年5月15日之前开始根据华为设计、使用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进行生产的外国厂商造成直接不利的经济影响，自生效之日起120天内这些海外生产产品的再出口、从国外出口或内交付（在国内），将不受这些新的许可要求的约束。
美方这一政策等同于唯独针对华为所需产品而修改了美国的直接产品规则（Direct Product Rule）。在过去的规则中，海外制造的产品中，只有当（1）其生产所应用的美国原产技术是"600 series"[2]或 9x515[3]中的技术或软件，并且其产品也是"600 series" 或 9x515产品的，或（2）是美国的需要书面证明作为许可证的支持文件/的技术或软件生产的直接产品，并且是因为“国家安全”而受到管制时，这一产品才受到出口管制条例的约束，才需要经过BIS审批、获得许可证。而在本次修改中，美方将有关商品从以上范围直接扩展到了（1）所有涉及美国商业限制清单（CCL），（2）且仅仅针对华为及其附属公司的所需产品，使得华为从非美公司采购时面临潜在购买限制的产品范围（如芯片等）显著扩大。
综上，过去美国对于海外生产产品对实体清单中的企业的出口同样存在管制，只是管制标准较为宽松，华为所需产品，特别是芯片等受影响不大。本次扩大标准后，海外生产产品对华为的出口所受约束和美国国内企业大体趋同，从而影响更为显著。
二、对华为限制政策升级的原因
针对华为的限制升级可能是美方对华态度变化的一个缩影。早在2019年四季度，就有海外媒体报道关于美国将通过改变“最低限度原则”和“直接产品规则”来升级对华为的出口管制。2020年1月，外媒报道，因遭到美国国防部和财政部反对，美国商务部撤回了此前提议的对美国企业通过海外机构向华为供货的限制措施，原因是美国国防部担忧限制美国企业与华为的商业往来将损害美国企业的利润，从而导致研究经费的下降，不利于美国企业的技术竞争力；今年4月在中美因新冠疫情而产生诸多争论之际，外媒再次传出了类似的报道，并最终于5月15日成为事实。这其中反映了美国政府、可能也包括特朗普对于中国态度的变化。
我们一直建议一分为二地看待美国对华政策：
一方面，特朗普所主导的强硬政策，包括贸易谈判等，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获得选民的支持，因而承载着较多特朗普个人的政治诉求，而通过先加关税再迫使中国让步、达成协议的操作也属于“无中生有”；在中美谈判中，特朗普曾明确表示华为的问题将放到最终来谈，可见他把华为视为重要的谈判筹码。当前，特朗普急需分散对于其处理疫情不力和错误言论的注意力，并且为大选吸引选票，美国经济面临着较大挑战，低收入选民也明显受损于疫情和经济下滑，中美一阶段协议给美国农场主带来的“福利”的边际效应也已衰减，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急需新的话题来引领选民和为大选造势，而现阶段，对华强硬在美国很有群众基础。在本次的出口管制升级中，美国仍然没有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而是宣称若对华为出口相应产品需要申请“许可证”，这种政策上的灵活性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美国国内企业的利益考虑，另一方面或也准备将通过许可证审批情况来对华施压。因此，本次针对华为的政策可能涵盖了特朗普的政治诉求。
另一方面，针对对中国经济、制度的深层次指责，以及国会通过的诸多限制中国的法令，代表了美国政界整体对中国的敌对态度，而这种态度随着新冠疫情的影响似乎有所加强，叠加当前中美竞争加剧的发展阶段，在经贸政策方面针对性地限制中国的大方向或将延续。因此美国针对华为必然存在阻碍中国技术进步、限制中国产业升级的意图。结合本次美国政策看，未来华为能否获得所需相关产品，需要看美国商务部是否予以审批，而美方明确表示，当前予以审批，是考虑到华为商品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如果有其他海外企业能够与华为相竞争，美国就有可能彻底切断对华为的供应，但华为或中国企业也有可能率先在芯片生产技术上实现突破，因此最终这仍是中美科技创新上的竞赛。
美国制裁措施背后的底气之一还是技术的领先和不可替代性。美国制裁措施能够起到效果，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设备、软件和相关技术的至少短期内的不可替代性，其断供对于设备需求方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而也能够间接影响到华为。那么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在产业链上没有达到非常上游的位置，或没有不可取代的技术优势，而优势仅在于成本、规模效应和市场等并非全然不可替代或不可规避因素，那么即使采取同样措施反制，也难以达到类似的效果，反而可能使得美国企业另寻出路、帮助美国政府来培育中国的竞争对手，这恐怕会使得我国产业升级的道路愈加艰难。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不适宜采取类似美国的政策进行反制。减少购买美国商品可能是相对可行的反制措施。
三、美股相关公司股价一度因消息而下跌
华为上下游相关企业或将在营收层面受到一定负面影响。美国新政一方面限制华为及其下属公司使用美国软件设计芯片，另一方面可能限制海外企业（如台积电等）对华为的芯片等的供应。虽然媒体报道台积电正在积极与美方交涉获取出口许可，但从2019年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仍然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不予审批或处理。这对于华为及其华为的供应商（台积电、新飞通光电、博通、高通、希捷、美光等）的营收情况都将产生负面影响，部分美国企业过去还可以通过海外生产等方式绕开EAR的管制，现在这一路径也已此路不通，而相关产品订单的转移和国产化仍有技术、成本问题需要解决；同时这一政策也可能对华为产品的部分需求方产生间接负面影响。
基于基本面预期和风险情绪的变化，部分相关企业股价出现了短期下跌。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了新政后，美股芯片股集体大跌，作为华为供应商的新飞通光电下跌12%、高通下跌5.1%、博通下跌2.3%。5月18日，台积电下跌2.7%，新飞通光电继续下跌3.3%，但高通、博通、希捷、因特尔等公司股价均随大盘而出现上涨，短期相关企业股价受冲击有限。
美国歧视性政策释放“逆全球化”信号，或将影响全球产业链的深化发展。全球化的分工隐含着跨国别的信任与合作的态度，而非以邻为壑和自给自足。美国推出的政策，不仅对华为造成负面影响，也会对美国企业自身造成伤害，即使如此，美国政府仍然做出这样的选择，这至少是短期内政治利益大于经济利益的证明，否认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并无助于更好地判断形势。美国这种以“国家安全”为名的歧视性做法释放了非常负面的信号，对于全球化的产业生态造成了破坏，如果这种做法持续发展，对于全球企业战略乃至国家产业战略都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国、乃至其他国家为了自身的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唯有发展全产业链并尽力掌握所有环节的技术，才能规避无法可循的外部风险；为了实现对国内产业的支持，自由贸易也将受到阻碍，全球一体化进程可能逆转并重新碎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