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具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可以预见中美贸易纷争的可能性将上升。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和当选后均多次发表反对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的言论。其对贸易政策的表态包括：威胁退出WTO，重新审查和协商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各项自由贸易协议，退出TPP（环太平洋合作组织），将进口关税普遍提高至20%等。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美国总统确实在对外贸易事务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而考虑到修改法律的复杂性，短期内国会恐怕也无法阻止总统在国际贸易领域实施保护主义。例如，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大量自由贸易协议规定，任何一方可以在提前六个月的书面通知后退出该自由贸易协议。美国总统作为对外事务的主要管理者，可以宣布退出自由贸易协议，将关税从原来的优惠税率（接近于0）提高至最惠国关税（即WTO协议下的关税上限），并在不违反《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中互惠条款的情况下，在谘询国会后进一步增加关税。
美国总统权利边际
从理论角度来看，美国总统在部分情况下拥有在短期内提高关税，发动贸易惩罚措施的权利。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总结，美国的贸易法律规定了美国总统在以下情况拥有提高关税和限制进口额度的权力：进口对国家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造成了美国国际收支的大额逆差；贸易对手否认了美国在自由贸易中的权利并对美国实施不公正、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措施。
其中，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完成对进口商品的调查并做出肯定性判决之后，总统才可以行使提高关税的权利。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可以实施的关税没有上限要求，但全面的高额关税，意味着贸易委员会针对全行业的进口商品调查、评估和裁决。此举显然将给国会表达反对意见，以及贸易伙伴向WTO申诉甚至做出报復性举措留下了时间。
在第二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可以在不经过贸易委员会或者国会调查的情况下，在最长在150天内将关税提高至最高15%并设立进口额度限制，然而想要延长惩罚期限则需要得到国会的同意。15%的关税显然低于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宣言，但由于其易于实施，有可能作为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保护主义的第一步。
第三种情况同样需要经过贸易委员会的调查并作为总统在特定领域针对部分国家徵收超高关税的法律依据。因此在短期内，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特朗普并非没有实施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能力。
尽管短期内总统特朗普有用发动贸易争端的权利，但长期的贸易战和高额关税无疑将受到来自WTO贸易框架、美国国会约束和现实操作等多重挑战。
贸易战远比想像困难
第一，作为WTO成员国，中国和墨西哥享有最惠国待遇，即与其他国家享有同等的关税和贸易权利，除非其他国家另外签订了其他自由贸易协议。美国若对中国和墨西哥的关税提高至45%和35%，无疑将严重违反WTO的贸易框架。除非总统特朗普退出WTO，否则45%和35%的全面关税无疑将违反WTO框架的规定。
第二，全面的贸易战或同时招致国会和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反对。共和党作为国会的多数党，执政理念偏重于减少政府干预，强调自由市场，亦有相当多的党内资深成员支持自由贸易。因此，如果特朗普总统执意退出WTO，实行超高关税，美国则需要重新与大多数国家签订贸易协议，可能会遭到国会和大型跨国企业的强烈反对，进而失去国会对特朗普核心政策，如修订奥巴马医疗法案、增加基建投资、削减个人所得税等的支持。同时，中国和墨西哥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其廉价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家庭消费能力，而美国中下层家庭正是特朗普总统的主要支持阶层。
第三，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引发对方的报復行为，打击美国经济、出口和就业的长期发展。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如果美国发起对中国和墨西哥的全面贸易战，到2019年，美国经济可能将陷入衰退，并推升失业率到8%以上。
在实际操作层面，发动全面的贸易战远比总统特朗普想像或者宣称的那样更富有难度。从中长期来看，来自国会、WTO、海外利润丰厚的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反对和可能引发的报復性行为都意味着全面的贸易战很难长期持续。
具体到对华贸易政策上，美国对中国发动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特朗普在竞选中的首要对外贸易承诺是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点也得到了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在听证会上的证实。考虑到贸易谈判的旷日持久和繁杂细緻，美国政府恐怕并不乐意多线作战，同时发动对华的贸易战争。
大战没有小摩擦不断
其次，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规模巨大，涉及到的产业链条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联繫紧密。尽管在特朗普的施压下，已有部分汽车製造商取消了在墨西哥的投资计划，但我们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大型汽车製造商、电子设备商、飞机製造商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之大，产业链条参与之深，使得这些大型製造商很难全面放弃在华业务。这意味着发动对华全面贸易战不仅将招致他们的反对，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到美国企业的海外利润和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
因而，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中美之间的局部贸易摩擦和贸易冲突增加。与全面的45%的超高关税相比，美国更有可能针对中国的部分行业徵收较高的关税，加强对中国贸易的审查，尤其是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反倾向和反补贴诉讼审查。同时，醉翁之意不全在酒，贸易战争可能成为特朗普的一项策略，旨在向中国施压，争取和中国进行多方面谈判的筹码。这些谈判可能包括在中美双边投资协议中要求中国进一步向美国开放国内服务业，胁迫人民币升值以提高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减少对中国国有企业出口商品的补贴等等。
这样的策略似乎在早前的美国候选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在听证会上的讲话中初见端倪。威尔伯否认了将对中国实施全面惩罚性的45%关税，而是表示将针对不公平贸易的商品和行业进行个别处理。事实上，年初以来，美国商务部就针对电解铝、大型洗衣机、卡车轮胎、不銹钢板等多项中国商品做出了“双反”裁决，并徵收高额反倾销税。
特朗普崛起反映了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力量的兴起。无论特朗普是真的打算发动贸易战，还是作为一种威胁策略以争取更多外交筹码，都可以预见未来全球贸易投资的摩擦可能显著上升，这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復甦和中国外部环境的重要因素。
